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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1 #杨小凯 1 #张五常 1

作者：彭梁洁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壹

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公布时，林毅夫的《我为什么不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总被好事者翻出重发，这篇文字根据他在某论坛上的一次发言整理而成，传播效果总是不错。

林毅夫认为自己获奖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其评选机制。

早在此之前，他曾预言华人经济学家将在2010年之前获此荣誉，然而期待落空，他才改口称，可能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那就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学生的学生的事了”。

在一次采访中林毅夫也提到，诺奖得主福格尔和贝克尔等人提名过自己，已故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也曾两次受到诺奖得主布坎南的推荐，但“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尽管如此，依然有一部分人相信：如果中国一定会诞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有可能是林毅夫。

林毅夫生于台湾宜兰，70年代末泅渡至中国大陆的那段经历一直为外界津津乐道。来到大陆后，林毅夫求学的首选是人民大学，但因为“来历不明”被拒之门外，遂进入“兼容并包”的北大。现任央行行长易纲那时也在北大读书，某次被问及当时是否与林毅夫做过同学，易纲说知道他，但对其身份颇感神秘，因当年校方声称林是一个新加坡富商的儿子。[1]

1980年，诺奖得主舒尔茨来北大讲学，对作为翻译的林毅夫印象深刻，于是邀请他去芝加哥大学深造，那里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本营，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多的大学之一。林毅夫1982年出国，师从舒尔茨等众多经济学大师，1987年学成归来，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

那么撇开程序不谈，单从学术成就上来看，林毅夫具备获奖资本吗？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是要看是否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二是影响力和贡献，一个重要标准是在世界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以及被引用的数量。

林毅夫有两次够着诺奖的机会。

第一次是早期，林毅夫拿到了“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孙治方奖。1992年，林毅夫探讨中国农业改革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论文集获奖，其中收录的第一篇文章《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的农业危机》找到了中国历史上那场大饥荒的根源：并非天灾，而是农民退社自由被剥夺造成的。书中数篇文章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并被大量引用，为林毅夫赢得了声誉。

这也是林毅夫自己看来，外界视自己为最有可能获奖人选的依据。

1994年是林毅夫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离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与另外几位海归经济学家在北大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即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真正步入国家智库的行列——他开始研究更大的“中国问题”了。

第二次处于现在进行时：新结构经济学。这是2009年以来，林毅夫创立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以此为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奇迹做出解释。

林毅夫向后辈们指明了一条通往诺奖的康庄大道：

他说的“这种理论”，正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林毅夫相信，未来的中国诺奖得主将从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大厦中走出。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看林毅夫说的一个例子：

现在有不少非洲国家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去做，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基础设施很差，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他们这几年按照市场需求找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建立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积极招商引资。现在，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很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

根据这段话大概可以总结出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

国家要干预，但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进口，而是主张依据本国的“要素禀赋”，寻找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市场选择的部分），例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简单概括，就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去年三位经济学家因指出“贫穷的本质”，“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被授予诺奖，不少人提出质疑：论扶贫，林毅夫和中国政府的贡献要大得多，林毅夫为什么不能得奖？

一方面，“这是经济学奖，不是经济贡献奖”。如果硬要因此塞给林毅夫一个奖项，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可能性更大。可供参照的是，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因创办格莱珉银行，“开创了小额融资的一种现代模式”，成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另一方面，如经济学家陈平所说，无论是2019年诺奖获得者还是2006年的尤努斯，他们为贫困开出的药方都是依靠微观经济层面的激励机制，讲个人选择，讲消费、交换、产权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讲生产，他们在回避国家政府的作用。而中国政府扶贫投入之巨，在西方绝无可能。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式的扶贫理论无法进入诺奖评委会视野的原因。[2]

经济学家邹恒甫发微博嘲讽林毅夫

继1994年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后，2015年林毅夫又牵头成立了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目的有两个：第一，培养人才、理论创新——力争成为未来诺奖的摇篮；第二，打造智库机构。如今，新结构经济学的最新实践是，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了。

错过了这位顶级智囊的人民大学，想必追悔莫及。

贰

林毅夫与政府关系甚密，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背后都有他的声音，另一方面，他又被媒体称为“最孤独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他与众多“自由派”经济学家高调论战：与杨小凯发起“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与张维迎跨越20多年的前后4次辩论，跟田国强关于“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的界定……所有争论的核心都指向一点：是否要收起那只“看得见的手”。

例如关于政府补贴这一问题上，林毅夫认为政府应该对某些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行补贴；张维迎则认为，政府既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没必要为吃螃蟹买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

曼昆著作《经济学原理》译者梁小民曾愤而指林受教于芝加哥学派，却提倡政府干预那一套，“去过麦加的驴子还是驴子”。林毅夫倒是将外界评价高高挂起，被问及是左派还是右派，答曰“实事求是派”——他认为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并不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是立足中国发展的现实。

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那场轰动的产业政策辩论时，在国发院任客座教授的王石也现身会场观战。《新京报》记者想采访，被婉拒，“我不好评价这次辩论，欢迎你届时听我讲课。”

林张论战是世纪初林与杨小凯争论的延续。相比林毅夫，杨小凯是更受认可和尊重的、“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可惜他于2004年与世长辞，再不可能获奖。

20岁那年，杨小凯因《中国往何处去》的大字报被判入狱10年，却将牢房变成书斋，在狱中自学经济学，展现出过人天赋。他读完厚厚三卷《资本论》，独立推导出几个重要经济学理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后来才知道这些思想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了数学模型，遂以“英雄所见略同”激励自己。出狱后，杨小凯进入武汉大学，后受邹至庄邀请赴普林斯顿大学留学。

杨小凯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呼吁自由市场。在杨小凯看来，“政府和市场，哪一个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这个提问方式从源头上就错了，因为无论如何解释，都必定留给政府插手的理由。要想让市场和政府各归其位，就必须重建经济学大厦。[4]

他从亚当·斯密的分工与效率重新出发，引入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得出结论：在斯密时代的英国，私有财产已经受到很好的保护，各生产环节的税率都很低，因此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但在那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各环节交易费用都很高，于是，分工网络越复杂，效率反而越低，如果制度环境持续恶化，甚至会引发经济崩溃。[4]

在杨小凯的理论中，社会生产不再是“资源配置”，而是人类个体的真实决策；而这个由私营企业主导的分工网络，没有给“看得见的手”留下任何位置。这就是杨小凯建构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诺奖得主布坎南称，“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4]

21世纪初，他与林毅夫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之争，也是基于这一理论。当时，林毅夫多年来高举“后发优势”旗帜：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以洋务运动的失败为例，指出落后国家往往首选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触犯既得利益而进展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二人的争论不免让人联想起经济学史上两位巨匠，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长达几十年的论战。但鼓吹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是名悲观主义者，他有句名言:in the long run , we are all dead.

而总是以微笑示人的林毅夫是个乐天派，他对中国经济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也对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摘得诺奖满怀希望。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参考资料：

[1]. 《雷鼎鸣：道可道非常道的林毅夫》

[2].《陈平：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点改变可喜可贺，但咱依旧没必要对它抱过高期望》

[3].《杨小凯：我的一生》

[4].《因真理，进窄门：民营经济的另一种可能》 来源：先知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