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头条号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15日《南方周末》

这种方法只关心情绪，却不探究触发情绪的意义；它不问人们为何汇聚成为集体，只关心成群后人们的心理状态相比五分钟前独处时有了什么变化

这种方法只关心情绪，却不探究触发情绪的意义；它不问人们为何汇聚成为集体，只关心成群后人们的心理状态相比五分钟前独处时有了什么变化。 （视觉中国/图）

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众的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是群体心理学的早期作品，其著名观点是：群体令身在其中的个人缺乏责任心和理智，增加狂热和偏执。此书出版于1895年，随后一年内就被翻译成19种语言，于19世纪末的欧洲风行一时；20世纪末其中文译本由冯克利先生经英译本译出，冠名《乌合之众》并随即畅销，在中文世界影响甚广。

勒庞的意图不止于群体心理学，更要用它来解释政治。然而笔者认为这一方法不可取。我既不反对群体心理学这一学科本身，也不反对具体地讨论人在诸多历史情境下的各种集体中的诸多心理特征，却认为勒庞对群体心理学与政治学的关联是僵化的，无论作为心理解释还是历史解释，都是片面的。

这得从19世纪的两个新诞生的学科说起，即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和历史学。尽管历史学能被追溯至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的时代，心理学也至少可追溯至17世纪初的《忧郁的剖析》，然而直到19世纪，人们才确定了这两个学科在人类知识图景中的位置：二者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要理解一个人的心理，需要通晓其所在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环境；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又须揣摩彼时代的人的心理。因此西方现代哲学得出的结论是：心理学和历史学是同属“解释”之技艺的两个半环，只有相辅相成才可能完整。片面地只取其中一者，犹如只想要硬币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必然要出错。

这即是说：作为研究人在人群中的心理和行为的学科，群体心理学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事件。就拿《乌合之众》中用过的法国革命为例：英国和法国都出现过革命，为何英国没有出现大量的流血恐怖？这超出了心理学的解释范围。一个常被保守主义者们提起的原因是：法国革命有着更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它与过去决裂得更彻底，因此行动更激进。而左派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英国革命未遭遇强大的外国干涉，而法国革命却在与整个旧欧洲进行战争，面临强大的外部军事压力，法国革命者更急迫地需要保障内部的忠诚度。这两点因素分别属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范畴，皆外在于心理学视角。

历史研究当如同细节精确的现实主义画卷。勒庞却更像是他同时代的印象主义画家，只捕捉到了人海中一张张模糊的面庞。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应当是对主观的行为意图和客观的背景条件的分析，而群体心理学却只抓取了人群情绪涌起的瞬间。

这种方法只关心情绪，却不探究触发情绪的意义；它不问人们为何汇聚成为集体，只关心成群后人们的心理状态相比五分钟前独处时有了什么变化。这就如同一位军事家不关心地缘、兵制、技术和补给，只关心战场上的鼓声和士气——这在今天看来完全荒谬，但历史的荒谬远超今人的想象——无独有偶，同时代、同属法国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亦强调“生命冲力”的作用，该学说同样迅速走红，甚至为军方接受并解释成“士气崇拜”，导致了一战前期的盲目攻势，和人类战争史上罕有的阵亡率。二者重心理因素、轻历史背景的思维一脉相承。

因此，诸如《乌合之众》这本小册子其实暴露了作者缺乏历史地看问题的维度。把一切“群氓之恶”归于同一心理规律，仿佛解释了一切，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然而正因为此，它给那些不愿或无暇具体了解情境的人提供了廉价的谈资，仿佛任何集体行动触发的灾难，都能无视经济、制度、文化、技术等历史背景，简单地归于“乌合之众”；以及伴随而来的道德优越感：“我”不是群氓的一员，“我”是冷静的思考者。

19世纪末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时代，是英雄传记史学的鼎盛时期；勒庞在小册子里说，当人们聚集成群（而不是独自阅读），就会丧失理智；而尼采则说，当人人都能读报纸和小册子（而不是如希腊人那样聚集在剧场），已是欧洲文化的灾难。身处群体之中的人，与抽象地凭空想象“人群”的独处之人，谁的理智更脆弱，还是说不准的事情。

（作者系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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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