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戴春晨

来 源：南方周末（ID：southernweekly）

32年前秋天，蛇口工业区的那位创业青年马明哲也许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将在“深圳经济特区 40年 40人”的榜单上赢得姓名。

10月 13日，马明哲作为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代表，入选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名单。这是对特区设立 40年以来“建设深圳”的崇高赞誉。

三十多年前，像马明哲一样，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到南海之滨。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奋进，帮助深圳跃升为举世瞩目的工业化城市。

这是深圳的第一代企业家。陆续加入的马化腾、汪滔等新生代，又与他们一起推动这座城市在高新科技领域创造新的辉煌。

在鼓励创新的“热带雨林”中，依托完善的供应链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新的力量正在生长。此后的二十年间，深圳逐渐告别“世界工厂”标签，转而以“中国硅谷”形象屹立于世界。

许多年后，人们将深圳过去三四代企业家体现出来的精神气度，称之为“企业家精神”。

2020年10月 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进一步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再次被提及。

站在 40周年的时间点上，人们更加好奇，这种勇气、坚韧和创新意识的融合体，如何与独特的市场资源禀赋一起，点燃市场经济的火种，照亮深圳这座机遇之城。

1

家国情怀的火种

马明哲们的传奇故事始于1988年前后。

32 年前，“深圳平安保险公司”在蛇口工业区注册成立。蛇口工业区青年干部马明哲在特区创办“新体制保险公司”的故事，开始了它的序章。在那个年代，开办体制外的“保险公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年仅33 岁的马明哲抱着计划书四处奔走，好不容易拿到准许开办的批文。

马明哲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激励是“给我试的机会”，这就是中国增长的真正动力。

这是经济特区设立的第 8 年。深圳已逐渐显现出工业化城市的面貌，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奇迹般出现，如同地球“新物种”迸发的“寒武纪”。那是一座正在生长的城市，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到一起，试图“闯”出一片天地。

1988年堪称深圳的“企业家元年”。这一年，台湾商人郭台铭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租下五层楼厂房，荒草环绕的“富士康海洋精密电脑插件厂”开始招募工人；这一年，王石推进的国营企业股份化改制终有结果，万科的股份化改造方案终获批准；这一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华为公司开始研发通信设备，创始人任正非正式出任公司总裁。

这些当时微不足道的年轻人、中年人，将成长为深圳最早的企业家，创造出一座座举世瞩目的“商业大厦”，在中国乃至全球商业史上赢得英名。在任正非、马明哲等“84 派”之后，马化腾、王卫、王传福等“92 派”，以及汪滔、刘自鸿等“极客”创业者，让深圳企业家的威名更加显赫。

在获得营业执照后，马明哲终于在蛇口拥有一层门面房，办公面积426平方米——对在深圳湾科技园租赁工位起步的创业者来说，这样的面积显得非常宽裕。不过在这 426平的空间里，三台老式电脑是仅有的家当。包括他在内，拢共 13 名员工。为开拓业务，马明哲带着员工们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深圳的街头巷尾，饱受日晒雨淋。

这段往事呈现的务实、勤勉和努力奋斗，让人联想起早年的“深圳精神”。

中国平安董秘兼品牌总监盛瑞生表示，与深圳的创新与包容相对应，平安的企业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二是“来了就是平安人”。

马明哲踩着自行车卖保险的往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至今依然印象深刻。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深圳作为改革“热土”，催生了“艰苦奋斗”、“激情澎湃”的奋进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质，是构成深圳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元素之一。

管清友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家国情怀”。

这是深圳企业家精神的内在肌理。四十多年前，国家开建蛇口工业区以及设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试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经济社会窘境，“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家国情怀，不能简单理解为西方现代企业强调的“社会责任”，而是一种更加深沉的、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的理想主义情结。

今人站在并不遥远的三十多年后，回顾马明哲们的心灵世界，不难发现这种理想主义。任正非、马明哲等深圳最早一批企业家选择商业，并不单纯是对利益的追逐，而是带有“为国为民”的热血。

这种情怀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表现强烈。热心公益的马明哲，如今带领着中国平安的员工们活跃在许多不为人熟知的乡村角落。2018年，中国平安启动了一项名为“三村工程”的公益行动，即面向“村官”、“村医”和“村教”，实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和教育扶贫。截至2020年8月末，“三村工程”已在全国21个省或自治区落地，累计提供产业扶贫资金265.96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5 万人，人均增收超过2500元，惠及贫困人口73余万人；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超过1200所，培训村医1.1万名，体检义诊覆盖9万余人；援建升级乡村学校超过1000所，培训乡村教师1.4万名，受益学生约30万人。

马明哲还与其家人成立了明园基金。20余年来，明园基金与中国平安共同持续参与妇女儿童、贫困地区教育、健康等公益事业，为老少边穷地区援建希望小学114所，资助师生数万人。

在深圳，“家国情怀”甚至可以追溯至晚清“洋务派”创办招商局的初心。改革开放历史的开端，并不是设立经济特区的 1980 年，而是招商局在蛇口荒滩上复办的 1979 年。故而，在今人的论述中，这种由家国情怀衍生的理想主义激情，被归纳为“蛇口基因”。底蕴深厚的“蛇口基因”，催生了招商蛇口、中国平安、华为、万科等一批世界级企业，成为催生企业家精神的“母体”。

1999 年，马明哲主导起草的《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就是一份家国情怀的企业宣言。这本16 开的小册子写到——“民族的强大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人们才能扬眉吐气；一个国家的强大归根到底来自民族企业的强大，民族企业直接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人们生活创造物质，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

财经作家秦朔、陈天翔合著的《无止之境》，记载了马明哲宣讲《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的场景。在马明哲富有激情的宣讲中，企业的目标是，通过“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层层跃升，最终实现“国家繁荣自强”。

时至今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依然被尊重，被推崇。近期，在京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深圳，任正非、马明哲和同时期的“冒险者”们，已将“国富民强”的愿景奉为圭臬。这是深圳企业家之于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贡献。

2

现代治理的诞生

企业家需要激情，也需要聪明的头脑。“敢为天下先”，同时是一段又一段摸着企业治理“石头”过河的往事。

1993 年，马明哲曾经应邀到美国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考察。这次考察让他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美国的大公司主要靠管理，要什么有什么。”据《无止之境》描述，马明哲的触动很大，“国内的做法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虽然有冲劲儿，但经验主义的东西很多，随着规模扩大，管理难度一定会越来越大。”

“经验主义的东西”，是计划经济的常态。这一时期，中国人刚刚脱离计划经济的藩篱，慢慢触摸到市场经济的大门，“公司治理”显得极其神秘。如何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机制，调动更多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是彼时许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负责人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外商投资建厂带来的流程化管理体系，被视为当时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即使在鼓励改革的深圳，“公司治理”也带着某种超前性。

在探索“公司治理”的历史长河中，深圳企业家是率先“摸石头”的人：王石率先推动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尝到新分配机制的“头啖汤”；任正非、马明哲等人则进一步探索了中国跨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边界。

“花钱请人革自己的命”，成为抵达“现代治理”的快速通道。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著名商业咨询机构麦肯锡成为马明哲的座上宾，而任正非则“相中”了与麦肯锡齐名的IBM。

“今天强调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能忽视过去从海外学到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的管理。”秦朔强调，“1987 年、1988年在深圳出现的华为和平安，是在知识学习方面投资最大的两家企业。”

有远见的“知识学习”，递来“现代治理”的钥匙。如今，“狼性”和人文关怀结合的“华为基本法”，实现金融科技融合“聚变”的“平安法则”，“内部赛马”的腾讯“产品哲学”：深圳治理经验，让不少企业管理者和研究者印象深刻。

西方企业家们推崇古典管理学家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论。其特征是层级鲜明的组织架构，以及规范的流程审批机制。这启发了国内众多企业建立较为完善的治理架构。在“泰勒哲学”的映照下，中国企业变成井然有序的“组织”机器，“现代治理”的大门徐徐打开。

但“现代治理”不应该只有一种内涵。任正非在创业初期便发现，层层审批的“井然有序”，在许多情况下伤害了企业运作的效率。在任正非的推动下，华为的业务一线建立起另一种“作战法则”——由客户经理、解决方案专员和交付专员三人组成基层小分队。这就是“华为基本法”中有名的“铁三角”。其核心是对一线人员充分授权，使其机动决策。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指挥战斗。”任正非这句总结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熟知的格言。

与华为不同，中国平安体现控制风险的严谨。从“请人革自己的命”开始，马明哲试图建立一家社会性、公众性上市公司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

秦朔认为，这套体系包括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规范的公司治理组织和治理运行机制。它的亮点在于，股东不干涉具体业务的经营，不派员参与经营管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各司其职，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这确保了管理团队的稳定，也确保了战略的延续性和经营的稳健性。

“各司其职”的一大好处，是让业务版图不断扩大。中国平安囊括保险、银行、投资等在内的“综合金融”模式，被业内叹为“孤品”。在马明哲的总结中，“孤品”的产品法则也并不复杂。

“我主要负责从0到1的创新，从1到N就交给团队去做。”他总结说，“每一个新模式出来，想明白后就开始找团队，推一把、扶上马。然后，我再开始下一个从 0 到 1。”

现代的企业治理制度，是搏击市场风浪的“王牌”之一。这是“机遇之城”深圳笑傲市场风云的底气所在。

3

创新的扩散

深圳企业家搏击市场风浪的另一张“王牌”，是创新，不休不止的创新。

对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而言，选择深圳，等同于选择追求创新的命运。在大众传媒近年来的宏大叙事中，深圳企业纷纷被打上“创新”标签，华为、腾讯、大疆创新、平安等企业尤为显著。

管清友认为，创新精神是深圳企业家精神最显著的特征。

这是今人观察深圳颇为有趣的倾向：在回顾深圳“84派”企业家的早年经历，艰苦奋斗的创业激情为人动容；在观察马化腾以及其后的汪滔、刘自鸿等企业家时，他们拥抱互联网的创新行动更多关注。但事实的逻辑是，激情与创新，连同治理“试验”一起，贯穿着三四代深圳企业家创业的始末。

“新一代的深圳企业家怎么能说没有艰苦奋斗，”管清友强调说，“你去问问刘自鸿（编者注：柔宇科技创始人，深圳柔性显示技术代表企业家），他们的工作也是极其努力的。尽管现在没有马明哲当年踩着自行车卖保险的风吹雨淋，但在实验室里，他们有另一种努力。”

这是深圳企业家精神的奇妙逻辑：初代企业家的豪情壮志，渐渐变成隐藏的底蕴；而初代企业家掩藏的创新精神，则被新一代企业家呈现得淋漓尽致。其“奇妙”之处警示人们，深圳企业家的“创新”，也在不断变化，不断迭代。

关于“创新”的创新，这也是深圳作为“机遇之城”，作为“中国硅谷”的进化逻辑所在。“创新”的创新，让华为、中国平安等老牌企业实现业务版图和经营规模的“扩散”，也将催生一批批新的创新企业。

创新，甚至扩散至企业家的经营业务之外。在产业扶贫领域，中国平安首创“牛脸识别”技术，据此把控风险，给农民贷款，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一系列市场运作模式被引入乡村，从培训到生产到销售，中国平安的扶贫团队搭建起“造血式”闭环。2020年起，中国平安利用科技互联网平台推动消费扶贫，总投入3.5亿元。在深圳企业家参与的脱贫攻坚战中，“为国为民”的情怀与创新行动神奇相遇。

经济学家周其仁对“创新”的创新有着独到见解。按照他的研究视角，深圳正处于“看到了造”转向“想到了造”的关键转型时期。“看到了造”，即模仿、借鉴已有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推动深圳早期的经济腾飞和城市进化。华为、中国平安等企业的成立，均有“看到”国外经验而“造”的痕迹。未来的深圳，需要更多“想到”的“造”，即没有成型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情况下的基础性研发创新。

这种转变的差别在于，深圳企业在许多领域，将没有参照经验。这种“深入无人区”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深圳企业家未来最大的挑战。

这种转变势在必行。周其仁的判断依据是中国经济的“独到性”流失。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拥有丰富的土地储备和廉价劳动力，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拥有成本优势。在这种“独到性优势”的作用下，中国企业学习西方经验，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模式，实现了早期经济的崛起。然而，随着新一轮全球化调整，中国的成本优势被东南亚国家所取得，同时欧美国家尖端技术“卡脖子”的封锁，中国企业唯有挺进“无人区”，才能建构新的“独到性优势”。

这场关键转型，深圳拥有丰厚的底气。

在与深圳官员的交流中，秦朔曾经发出深圳能否再出“三马”（中国平安创始人马明哲、招商银行创始人马蔚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疑问。他得到的答案是，深圳的“创新密度”足以支撑新一代创新企业家的诞生。数据显示，深圳每一千人拥有253家市场主体，广州拥有156家，杭州拥有117家，而上海、北京分别是103家和97家。

“这个数据很清晰的告诉你，深圳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在哪里。”秦朔说，“直到今天为止，深圳仍然是中国空气里创业浓度最强、创业氛围最好的城市。”

深圳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唐杰撰文指出，根据熊彼得的研究成果，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因素集中对于创业集聚特别重要。集聚让企业家活动产生外溢效应，企业家们在集群内会相互受益。200名企业家能创造比100位企业家多两倍以上的收益，或者创造出更多的企业家。

深圳企业家的行动可圈可点。新一代企业大疆创新研发的无人机，柔宇科技研发的柔性显示屏，均是深圳企业家“想到了造”交出的答卷。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三十多年间，以借鉴国外保险业务起家的中国平安率先引进外资、率先采用国际财务制度、国际保险精算制度及个人寿险营销制度，成功创建出兼具国际标准和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平安模式”。这一惠及2.1亿个人客户和5.6亿互联网用户的模式，被华尔街精英视为“孤品”；与此同时，这家金融企业将触角往科技领域延伸，形成独特的“金融+科技”模式。

随着华为、中国平安、腾讯的壮大，随着大疆创新、柔宇科技等企业的诞生，人们对深圳企业家推动“创新的扩散”充满信心。周其仁据此提出经济学界和市场人士熟知的“浓汤论”。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创新的密度，“熬一锅创新的浓汤”。

这锅“创新的浓汤”，让许多人感怀马明哲们三十多年前的家国梦想。马明哲的这句话至今让不少深圳湾的创业者热血沸腾——

“一个国家的强大归根结底来自民族企业的强大。”